开元体育农业的骨骼：中国农业机械化历程掠影

　　开元体育农业的骨骼：中国农业机械化历程掠影1950年1月，辽西省（后来与辽东省合并组成辽宁省）双辽县二龙山的互助组长齐宝恩，从政府那里领了一套新农具——从开荒犁、播种机到脱谷机的全套苏联马拉农具。农具一到家，大家都用新奇的眼光打量，不知好使不好使。春天到了，开荒犁开始忙起来。只用了10天人们就开了150亩荒。紧接着是播种。齐宝恩带着大伙用播种机在新开的荒地上种了35亩小麦、5亩大豆、25亩谷子、35亩糜子、6亩苞谷和15亩高粱，两天工夫就把这地全种上了开元体育·(中国)官方网站，而且只用了4个人工、4个畜工——要是用旧农具，就得套两付犁杖种三天半，费14个人工和14个畜工。匀、土盖得匀，出来的苗都整整齐齐。到这时候，大家对开荒犁和播种机有信心了。这一年，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选择了42个基础较好的互助组，给予全套新式机械农具试用。齐宝恩所在的互助组就是其中之一。终于到了收割的时候。摇臂式收割机开进麦地，马拉着机器走、麦子随之倒下来。齐宝恩互助组半天多工夫就把35亩麦子割完了。从开荒到收割一共打了2200斤，每亩平均产量62斤多，而以往这样的地每亩只有打30斤麦子。前来参观的附近的村民们中，有人开始盘算：明年也组织几家买上一架。

　　在人们对以畜力为动力的新农具魔力纷纷感到惊奇的同时，以柴油为动力的农业机器也出现在东北。这一年的麦收中，东北田野上首次出现了大批新式收割机。12个国营机械农场普遍使用了自动的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牵引的联合收割机割麦子。

　　1952年，东北规模最大的国营机械农场“九三”机械农场迎来了获得了建场以来的第一次小麦大丰收。这个农场成立于1949年，“九三”的名字是为了纪念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新中国最早把机械装备用于农业的地方就是在东北。这项事业从1948年春开始，到1952年时东北全区已有全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农场40多处，各种新式农机具二千多件，耕地总面积达十六万垧。

　　到了1953年，内蒙古出现了第一个国营机械农场——呼伦贝尔阿荣旗那吉屯机械农场。农场的机械工人和农工都是农牧民子弟。农场附近的农民纷纷参观农场的机械作业，并希望能逐步推广机器耕作。

　　此后，河北的永年、保定、汉沽，河南的黄泛区，安徽的方邱湖、寿西湖、正阳关，江苏的东辛，云南陆良，广西西江，海南岛澄迈、临高、琼山，甘肃黄羊河、山丹等地也都相继成立了机械农场。

　　新中国早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从农机装备到组织管理、技能培训等各个方面都深受苏联影响。1954年这一年的年末，两件农机化领域的大事相继在黑龙江发生。12月3日，国营大型谷物农场拖拉机手训练班在哈尔滨市开学。参加学习的有新出农业机械化学校的学生，拖拉机修配工厂的工人，现有国营农场的拖拉机手和生产队长等。他们要在今后三个月内学完驾驶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器的构造、修理工作、机务管理和技术保养等六项课程。这些课程全部由担当大型农场顾问的苏联专家负责讲授。在开学典礼上，中国农业部的苏联顾问格拉西莫夫表示：“我们的任务是把苏联建设国营农场的经验和开荒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志们，希望同志们在预定的时间里学好预定的课程，大家明年能够带着必要的理论和技术知识去参加农场的工作。”4天后的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一项决定，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建设一个国营谷物农场，并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承接苏联政府赠给中国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苏联还派来一批专家帮助建立这个农场。国务院要求在1955年内完成农场的主要基本建设工程和两万公顷荒地的开垦任务。当月21日，冰天雪地中，国营友谊农场建场委员会在选定的总场场部地址举行了升旗典礼。升旗后，苏联专家向场长王操犁握手致贺。第二年6月，在人们投以战斗般的热情中，两万公顷的开荒任务顺利完成。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建设的国营友谊农场，此后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上起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的一个标志性农场。为什么当初如此依赖苏联的农机化经验呢？从原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第一届全国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得出答案。“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自己制造农业机器，石油的开采量还很小，所以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廖鲁言说,“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除了各地农民就地开垦小片荒地、兴办少数的国营农场和试办机器开荒以外，也由于农业机器和石油的限制，移民垦种一时还不能大规模地进行。”他指出：“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状态的根本道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行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拖拉机、抽水机、化学肥料等等，都是靠工业供给的。只有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农业的生产力才能大大提高。”

　　由于工业底子薄弱，自行设计制造农业机械不现实，因此中国走了一条学习借鉴苏联先进制造经验的模仿、消化、创新之路。第一机械工业部把苏联1954年赠送我国的农业机器分别拨给下属的10多个工厂、试验室和研究所，指示其分别仿照制造，进行工艺及设计的研究，并利用这些机器训练使用、保养、试验研究的干部。

　　这批农业机器有能拖拉或悬挂各种各样农业机械的“白俄罗斯”牌轮式拖拉机，以及苏联新生产的秣草联合收割机等13种农业机械。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国产农机事业的起点。

　　1959年4月29日，在一篇手稿《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提出争取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对推进新中国农机化进程的影响深远。各地许多工厂、矿区、部队、机关、学校都把支援农业技术改造作为一项光荣任务，积极投入这个运动。有的工厂、矿区直接帮助人民公社建立农具制造修配工业，有的抽出闲置机械设备、收集下脚废料帮助公社，有的派出成百成千的技术工人组成服务队深入农村，为人民公社检修机械，向农民传授操作技术。甚至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一论断都被农业机械化领域的各方人士视为圭臬。

　　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历时4年建成，是“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也得到了全国各地工厂的支援。全国有130多个工厂为其提供了设备开元体育·(中国)官方网站，近600个工厂为其生产了各种辅助材料，140多个工厂为其培养和训练了干部和技术工人。工厂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600多封慰问信，还有成千上万个“红领巾”把拾废物和拾麦穗换来的钱寄到拖拉机厂，要求为新中国的第一座拖拉机厂贡献一块砖、一块瓦、一块铁。当天，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赠送给洛阳市郊的涧河人民公社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当艳红的“东方红”拖拉机开进谷水镇时，在村口等待已久的村民们擂起大鼓、舞起狮子。农民沈中保激动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用黄牛、锄头耕地，累断了腰，流尽了汗；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铁牛’，农业机械化的日子开始了。”在落成典礼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我国农民早已盼望着的‘耕田不用牛’的伟大时代已经开始来到了。”出席大会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兴奋地当场吟诗到：“五亿农民要机械，眼睛望着你们厂。快速生产‘东方红’，五亿农民齐拍掌。”从制造新式农机具起步到制造大型农业机械，新中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建了笫一批大型农机制造厂，洛阳笫一拖拉机制造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常州拖拉机制造厂、江西拖拉机制造厂、鞍山红旗拖拉机厂等一批农机制造骨干企业陆续投产，奠定了中国农机工业发展的基础。04 土洋并举这时的农业机械化道路仍在起步阶段，全国机耕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5%左右。因此，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土洋并举”的发展思路。1957年起，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技术人员和“土把式”结合，研制了大量适应不同地区的新式农机具，如山地拖拉机、南方水田拖拉机、插秧机等。

　　1959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组报道：全国产麦区推广山西省“太谷号”小麦收割机，江西制造成功59型水稻插秧机，上海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初步试制和革新20多种农业机械，以及重庆袁永明领导的青年养猪队实现养猪工具机械化等消息。这些都是全国农具改革中的几个典型。

　　第二年4月6日，中央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报告时进一步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论断加以解读：“我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是有步骤的，从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又是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逐步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农业机械化蹒跚学步的幼年期。虽然工业基础尚不扎实，但在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农机工业水平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当时各地的一些农业机械化研究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根据南方水田地区特点，研究改进和创制了10多种新型农业机具。其中，南105Ｂ型水稻插秧机、南14102型机电两用绳索牵引机、南12004Ａ型绳索牵引单铧双向犁和南茶1702型剪切式采茶器等机具在全国很多地方得到推广。此外，这个研究所还研制了畜力蔓生花生收获机、黄麻剥麻机开元体育·(中国)官方网站、高效耕耘机、运输施肥两用机等多种机具。

　　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发了一套种植大白菜的机器，包括平整地、开沟起垄、播种、中耕追肥、收割等工序，使大白菜的主要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这些机械可以悬挂在拖拉机后面操作，也可以辟成单行或双行由人力推拉或畜力牵引，机械结构简单，所用材料以铁为主也有很多部分用木料，人民公社的农具厂都可以制造。

　　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院设计了一套养鸡自动生产线。这条自动线还可以用来拣蛋、清除粪便和撒锯末垫鸡舍。这些过程过去全是手工操作，现在只要一按电钮，机器就自动连续作业了，并且大大减轻了体力劳动。

　　1980年秋，安徽省霍丘县6户农民集资购买了两台江淮50拖拉机和配套农具，办起了第一个农民经营的拖拉机站，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一些批评者认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

　　3年后，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是有利的，应当允许；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在现阶段原则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购置。

　　政策“松绑”，农民由此获得了购买和经营使用农机的权力，一个以民办农业机械化的时期到来了。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中国农机化进程中最具时代意义的变化。自此，富裕起来的农民购买拖拉机、农用汽车等农机成为潮流，全国农机总动力和保有量开始大幅上升。这项政策被农机行业称为“改革之眼”。

　　1983年和1978年比，全国拖拉机增长86%，达359.1万多台，其中农民拥有量达212万台，占拖拉机总数的59%；农用汽车增长2.7倍，达27.5万多辆，其中农民拥有9万辆，占农用汽车总数的32.7%；排灌、植保、米面加工以及配套农机具等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自费购买的。

　　同时，国营拖拉机站也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以农民自办为主、多渠道经营的做法，使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农机专业户。

　　农业机械化的内涵，此时也更丰富了。过去农民买拖拉机主要用于耕地、运输。现在农民在购买拖拉机的同时，还添置播种、收获、脱粒、加工等农机具，配套成龙。大批劳动力从此转入务工经商，从事长途运销、农副产品深度加工、编织、养殖等多种经营。

　　到这时，中国农业机械化已形成了以农民个人经营为主，农民、国家、集体三种形式同时并存的新格局。全国近九成的拖拉机和六成多的农用汽车为农民个人拥有。

　　1986年，山西省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和5位农民一起组织起来，带着铺盖锅碗开着自家的联合收割机，到了这个省最南端的运城地区，利用小麦成熟的时间差一路从南往北给农民收获小麦。这是中国较早自发出现的农机跨区作业队。

　　三年后，山西省的农机管理部门开始组织全省各地的联合收割机进行“兵团化”作战，先齐集晋南麦区，再转战于临汾、晋中、忻州、大同等9个地市的40多个小麦主产县。整个“南征北战”的机收面积占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的80%。此后，这支麦收的主力军还分赴邻近的省区进行跨省作业。

　　“临猗县东屯村93岁的老汉陈林斋是个老麦客。当年他腰插镰刀，走南闯北赶麦场，出苦力，赚口饭吃。今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拄着拐杖守候在村口。他要看看驾驶着联合收割机赶麦场的新‘麦客’。并嘱咐孙媳妇烧好茶水，收拾好房子，备上开镰酒。

　　庞大的收割机驶进了村庄，马达未停，人没下机。按照当地习俗，由这位全村最老的人斟满第一杯酒，年轻的汉子接过酒盅一饮而尽，开镰了！”

　　就这样，当年靠一把镰刀走天下的“麦客”被联合收割机取代了。在收割小麦“令急如火”的六、七月，从湖北到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夏粮主产省份，联合收割机组成的夏收大军取代了传统的“麦客”而成为中国农机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机流动作业队伍。

　　直到现在，每年从4月到7月，从四川盆地到江淮地区，再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有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收割机周期性迁徙活动。追随小麦的渐次成熟，收割机大军像候鸟一样南征北战，收获农民的辛劳成果。

　　拼版照片：左图，2020年夏收时，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农机手操作机械设备收割小麦；右上图，1954年夏收时，陕西省渭南县，示范繁殖农场的马拉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右下图，1959年夏收时，河南省许昌县，于庄人民公社孙湾生产大队的社员在用马拉收割机收割小麦